德国教育家弗里德里希·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曾这样总结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育发展并非孤立的运动，非自始至终与世绝缘的运动，而是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1]对于宗教与文明的关系，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文明形态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侧面，其中文化是文明的精髓，而政治、经济则是次要的成分，文明形态最深厚的基础是宗教，各大文明实际上就是按照宗教的性质来划分的，[2] 另一位英国文化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的看法与汤因比类似，他这样说道：“宗教是理解文化的关键，在文化的形成中起着重大作用，甚至一种很明显地属于彼岸世界的、似乎是否定人类社会所有价值和标准的宗教，也仍然会对文化产生刺激作用，并在社会变革中提供动力。[3] 从中可以窥见，宗教与教育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物，也并非简单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宗教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养分。

宗教与高等教育有着漫长的联系。大学出现之前，寺庙、修道院等宗教场所是研究与传播高深学问的重要机构，如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海立欧普立斯（Helioplis）寺院、古印度奥义书时期婆罗门教创办的巴瑞萨（Parishad）和隐士林（Hermitage）、古希伯来犹太教于公元前2世纪创办的柏特席勒（Bet Hillel）和柏特山密（Bet Shammi）以及9世纪初伊斯兰教在巴格达建立的“智慧宫”等。[4]4-9相较而言，基督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更为紧密。天主教大教堂学校（Catheral School）是中世纪大学的源头之一，此后三百年间大学的发展一直受到天主教的干预。11世纪从天主教中分离的东正教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东欧高等教育，有研究指出东正教在俄罗斯及乌克兰的高等教育初创、发展和复兴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5] 相比于天主教的保守性和东正教的区域性，诞生于宗教改革的新教具有显著的改革精神，它支持世俗政府创建大学，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美国高等教育肇始于新教，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也与新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曾有燕京、东吴和齐鲁等教会大学的历史，韩国有崇实（Soongsil University）、延世（Yonsei University）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大学。[6] 因此，深入考察基督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对于探究高等教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常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始于文艺复兴时代的11世纪，指代中等教育基础上的教育，其实施机构主要包括大学、学院和高等技师学校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详尽阐述了它的内涵，“高等教育指大学、文学院、理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等机构所提供的各种类型的教育而言，其基本入学年龄为18岁，学完课程后授予学位、文凭或证书，作为完成高等学业的证明”。[4]导言广义的“高等教育”指高深研究及教学的活动，开展此类教育活动的机构包括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和寺院等。美国教育史学家约翰·布鲁贝克（John 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一书中提到，高等教育研究高深学问，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是其主要职能。[7] 据此，高等教育的范畴涵盖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雄辩术所代表的古典学问以及神学所代表的基督教学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智者开办的学园以及基督教早期教父奥古斯丁、哲罗姆等人开办的学校及修道院也属于研究与传播高深学问的机构。本文所论及的高等教育采用此广义的定义。

17世纪前基督教与高等教育的关联集中于欧洲，修道院与主教制传统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比初生的新教更为持久。进入17世纪，新教在北美洲将移植于欧洲的高等教育模式加以改造，不仅拉开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序幕，而且开创了高等教育的新教时代，并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就。1630年一批清教徒在普利茅斯以北的马萨诸塞建立了一个清教徒社区，仅六年后他们便创建了后来闻名遐迩的哈佛大学，美国历史学家萨缪尔·莫里森（Samuel Morrison）认为现代殖民史中没有任何成就可与之相提并论。[8] 此外，宗教改革不仅催生了新教，而且是基督教对高等教育态度从被动走向为主动的转折点。这之后新教和天主教都十分关注高等教育对于培养神职人员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人文主义的理念在宗教改革时期帮助基督教逐渐摆脱了经院主义的束缚。这也是本文以17世纪和宗教改革作为历史分期节点的主要依据。

一、宗教改革前基督教与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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